白纸革命・三个运动

随着各地政府开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传唤/羁押白纸运动抗议者，不可否认，因三年严苛封控而激发的“白纸运动”已经迅速走入了尾声。这一波被称为“八九”后绝无仅有的全国封控抗议潮，在工人、市民和学生间短期内跨区域地自发地迅速联动，政治化的口号在跨阶层群体中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接纳。这场运动浪潮无疑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具有革命性的，或者说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会问题蓄积而发生质变的直接呈现，完全刷新了我们对于国内群体抗争的想象。

即便如今在解封的大趋势下，民众的诉求似乎已经得到一定的满足（尽管陷入了另一种政府极端躺平的“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波抗议的政治积累将如以往的群体运动般再次烟消云散。可是为什么这波抗议潮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褪去？除了政治打压的常态困境外，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反思这场运动浪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作为一个长期在国内从事NGO和基层组织工作的行动者，我试图拆解白纸抗议潮中出现的三个“平行”运动，厘清彼此的互动和张力，提供一些实践性的运动反思。

1. 封控抗议潮为什么会发生？

白纸抗议纵然是由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悲剧而激发，但若回溯这场运动的本质，我们必然无法忽略三年“清零政策”造成的系统性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经济性危机。正如网民所评论，“清零政策”几乎成了新时代的“基本国策”，民众的经济、生活、医疗、文化、心理等民生需求都毫无协商余地、被迫地让步于这一政治任务。因应新冠变种omicron极高的传播性和难控性，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4亿人口都处于被封控的停滞状态，尤其以上海和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地区为甚。封控下衍生的次生灾害、经济民生和政治危机成了这场抗议浪潮中最为核心的激发因素。

封控下的疫情次生灾害。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大火因封控措施而造成的至少十人死亡（均为维吾尔人）和当晚新闻发布会官方指责遇难者的言辞——“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是点燃群众愤怒最后一把火。但事实上，这把火从武汉封城后一直就没停过，经历2021年南京扬州等地封城、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绝望自杀的居民不计其事，亦有数不清突发疾病却得不到任何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悲剧；2022年更是全国集体创伤的一年：9月18日贵州转运巴士侧翻27人遇难，11月1日兰州三岁小孩一氧化碳中毒却因疫情防控遭阻而耽误抢救，11月11日深圳大学封控1个月无合理安置致后勤女工跳楼自杀，11月18日广州外来工感染新冠后在方舱集中隔离期间自缢，再到11月21日湖南安阳一厂房大火致38人死亡（多为女工）……我们几乎无法全面记录封控下发生的每一件人道悲剧，因为每天各地类似的悲剧都层出不穷——这是全体民众共同的疫情创伤，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亲历者。正如西北政法大学一男生背着的抗议纸板所书，“大巴车翻车的是我，生病拒诊的是我，崩溃跳楼的是我，火灾被困的是我。如果这些不是我，那么接下来就是我”。

封控下的经济民生危机。在官方看来，封控三年似乎很好地减少了新冠对经济生活的中断，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2022年全年期间大量的失业、裁员、金融纠纷等事件，甚至整体消费力的疲软，无不预兆民生危机正在急剧积累。一方面，疫情期间政府的纾困方案主要聚焦在为企业提供社保补助和减税，而劳动者几乎没享受到政府的任何经济性支援，完全靠自力更生[1]；另一方面，长期的随机性、突发性封控措施令服务业、制造业等劳动者收入变得极不稳定，失业人数骤增，部分劳动者加入非正规就业行列，如外卖行业[2]，但长时间间隔性封控和资本不断进化的算法剥削，并没有令劳动者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遗憾的是，我们难以获得最真实的失业数据，但从2022年两个公开数据足以窥见封控下民众处境的急迫性。一个是，年轻人和受教育群体失业率/待业比例骤增。2022年7月份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另有民间商业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仅为23.61%。另一个是，全国GDP增长目标的不可及。政府原定全年全国GDP增长目标为5.5%，但实际上前三个季度增长仅3％，当下第四季度疫情大爆发亦使GDP增长完全不可能实现。大量的劳动者失业或收入中断是封控政治下必然的经济代价。

因此，在11月26-27日白纸抗议浪潮发生之前，整个11月甚至过去的半年里，全国各地的城中村或流动人口聚集的社群都零星不断地爆发反对封控、自发拆围栏的以“生计诉求”为驱动力的抗争，尤其是以11月14日数百上千广州海珠区康乐村外来务工者[3]和11月22/23日上万郑州富士康工人大规模抗议为代表。这一波城中村社区的抗争甚至在白纸运动被打压之后仍在持续。

广泛性的防疫疲倦和政府不信任度增加。中国社会管治的合法性危机显然在疫情前已经悄然酝酿。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疲软和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的渺茫已经令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劳动者感受到了生存的迫切感。从社畜到内卷，从躺平到“润”学，甚至到“最后一代”，这都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对资本主义严重分配不公的消极反抗；递进的绝望感都可以从这些每年“新发明”的文化词汇中真切感受到。各类社会危机事件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应，而是一律以“境外势力”为由的拒绝对话式和污名化的方式进行压制，民众愈加清楚公权力的独裁本质，如成都49中案、弦子“反性骚扰案”、丰县“铁链女”和乌衣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概如此。

再者，普通民众意识政治化觉醒自2018年的修宪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开始，终于在今年“二十大”前夕，由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一把火点燃。虽然这一孤勇抗议在网络空间转瞬即逝，彭立发亦随后被彻底人间消失，但直到他的那句“不要核酸要自由”[4]在白纸抗议中广泛呼喊，我们才觉察到民间的政治反抗意识已经悄然形成。这一新的民间政治反抗的图景，在疫情前已经铺垫，非人道封控举措导致的次生伤害和经济民生危机只不过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整个体系的不信任。此外，“二十大”后封控不仅没有如预期放开反而各地层层加码，民众渴望解封的期盼落空；国务院新出“二十条”形成了放开和封锁并举的张力，产生了更多地方和中央政策上的冲突和混乱，这更是直接给后续的反封控浪潮埋下重要的政策伏笔。

2. 为什么这是“三个运动”？

11月24日乌鲁木齐大火事故后，次日即在当地引发大规模的群众反封控游行抗议。火灾引起的悲愤迅速传遍了整个互联网，而后于11月26日下午南京传播学院和晚上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手持白纸的悼念抗议，直接拉开了整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白纸抗议浪潮。短暂的周末两天内，全国各地超过200所大学学生在校园表达抗议，十几座大城市均出现市民上街抗议，随后世界各地数百个城市有离散中国人社群发起上千次抗议响应国内的抗争。

这场以“白纸”为象征的抗议潮，从“反抗封控”到提出更为激进的政治性诉求，看似是连贯的、跨区域、跨领域的全民性政治运动。但实质上，这其中糅合着三个“平行”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抗争、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的抗争以及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我将这三个运动从封控抗议潮中拆解，并非是要强调三者的独立性，恰恰是想突出这三个运动中在封控抗议潮中的相互交融；而三个运动的平行共存间的张力，又帮助我们理解这股抗议潮中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当“白纸”作为整体运动的象征在海内外被广为引用时，整一个运动的讨论核心基本只聚焦于国内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议和海外离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但这一叙事完全忽略了发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来务工社群的工人抗争。工人阶级的抗争在此次白纸浪潮中的作用为何应被重视？我们无法忽略富士康工人斗争经验对整个后续白纸运动的启发。10月底郑州富士康疫情失控导致工人翻越厂墙铁网的“大逃亡”，11月底因违反合同奖励承诺再次导致上万富士康工人抗议，直接与资方和大量防暴警察暴力对抗。这两次的富士康工人抗议有别于长期以来缺乏可见度的工人维权[5]，大量冲突性的视频/图片借助抖音、快手等在各个平台现象级地传播，这一反抗暴力封控和资本剥削的工人行动几乎引起了全民的共鸣——腐败、混乱、非人处境都是集体经历。

一定程度上，富士康工人的直接行动给后续的白纸街头抗议潮提供了重要的抗争行动资源——网络的呼喊不再被聆听，而街头才是发声的主场。实际上，城市中此类工人社群反封控的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22年。据“异言网”不完全统计，在白纸运动潮前，今年6月份以来就有近80起反封控的抗议，多数发生在城中村/工人社区。工人是疫情封控下最敏感的群体，无形的病毒和有形的生计危机倒逼着他们的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波工人抗争甚至在白纸运动被打压之后仍在各地持续[6]。

新疆大火无疑是促发群众愤怒阈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悼念式”的城市街头和高校抗争由此揭开。这一波各地同时自发的抗争，实际上是整个封控政治问题的系统性呈现：疫情次生伤害和集体创伤的情感积累、封控下的生计危机形成的政治经济结构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争提供的行动破口、“二十大”后民众对防疫政策预期的落空和政策张力、以及四通桥孤勇抗议提供的政治化话语资源，这些共同成为这波城市/高校运动潮的重要动员资源。而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海外离散中国社群，在过去数年迅速经历激进化的政治演变。2018年任期修宪在海外高校引发了小规模的#NotMyPresident校园海报运动，今年“二十大”换届前夕彭立发四通桥抗议事件激发了新的校园海报运动，四通桥的标语几乎在全球主要大学随处可见，规模甚大。随后，国内各大城市白纸运动的爆发，新生代中国离散社群被大规模直接动员，自发地组织和参与到本地的线下抗议。这种海外团结行动规模和形式完全是在（八九后）过去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本次抗议潮中，海外的团结运动与国内本土的白纸抗议纵然是相互呼应的运动整体，但是两者间不同的运动主体和议程设置，和政治诉求上的张力，必然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反对运动中将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也是本文区分两者关系的缘由。我们亦将本土的封控抗议潮进一步区分出工人主体和城市居民/学生主体两部分的运动，并不是为了区隔两者的关系，而恰恰是要提醒运动参与者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工人社群为中国民间反抗运动提供的运动资源和意识启发——根植于经济体系的社会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运动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同时也要强调其韧性特质和团结工人运动的必要性（下文讲述）。而在本次封控抗议潮中，两者也不是天然在时间、空间上绝对区隔的——11月27日下午持续到晚上，武汉各区数万民众（包括外来务工者和居民）沿街拆围栏的抗争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3. 封控抗议潮的革命性

如今，整个封控抗议潮随着政府“躺平”式的突然放开进入尾声，当局亦循常态开始对示威参与者进行秋后算账。运动高潮的转瞬即逝且未见任何结构性的政治改变，我不认为需要将这场运动抬高到“革命”的位置上，尽管这种论述有助于在国际社群的传播。但这场封控抗议潮所呈现出来的革命性，或者说进步性，仍然需要被深入讨论。

中国工人群体长期以来的激进抗争传统无需在此多加赘述。从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潮伴随的成千上万工人的集体维权潮，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10年前后）市场经济下农民工争取合法权益而爆发的各种野猫式罢工，封厂门、上街、堵高速路等都是工人维权的常态范式。工人群体的边缘性和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高度敏感性和高强度维稳，都令工人的激进抗争长期以来都不为民众所知，但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广大迴响，其为本次白纸抗议所提供的运动资源，再次启示了未来中国反对运动必须将工人运动视为重要核心部分。

以城市居民/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八九”之后并非不存在，但这次封控抗议潮中集体呈现出来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趋势，却是完全一副新的运动图景。以往的城市抗争，多数只是聚焦在特定议题下的集体行动，如2007年厦门与2014年广东茂名市民的反PX环保示威、2016年深圳与江苏昆山呼吁“公平教育”的家长集体维权、或2010年广州“撑粤语”的文化保育抗议等，又或者零散的民运/维权人士主导的小规模、缺乏影响力的抗争。这次的白纸抗议，名义上绝大多数人的直接诉求仍然围绕在反对严苛封控，但在人群中夹杂的政治性口号——“习近平下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开始在抗议中被群众接纳和共同喊叫。

“四通桥抗议”可能是催生这系列政治性口号关键的一把“火”，但绝不是这一政治质变的源头。过去数年（追溯到在疫情之前），我们在网络空间已经明显观察到，中产或受教育群体对于财富积累和向上流动性的日渐绝望，从社畜、“躺平”到“润”学的意识跨度，已经逐渐显现民众对于当下政治经济体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致使政府不得不出用国家宣传机器来驳斥“躺平”“润”等“糟粕”的反资本文化。过去，这些生活的“失落”并未真正转化为实际的反抗行动，而这次发生在城市的白纸抗争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这一革命性的政治质变。当下，我们未必可以预料未来的中国群体运动会如何组织和发展，但至少这场白纸运动已经开拓了民间运动新的政治化想象，完全颠覆了以往城市抗争以孤立的去政治化议题为诉求或以维权人士为核心的动员模式。

这一波响应国内白纸抗议的全球数百座城市/高校的团结行动，突破了“八九”以来传统民运以政治领袖为核心的政党式动员和政府游说/倡议的抗议范式，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离散社群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反抗政治。传统的中国海外民运在过去备受诟病。这种以海外民运领袖为主体的、强调直接的政治反对姿态的政治倡议，夹带着强烈父权化和保守主义倾向，完全无法凝聚和组织起海外广泛的离散中国社群，更难以连接国内本土的社会议题和跨阶层社群，甚至令新生代离散社群主动远离。但这一次响应白纸抗议的海外声援，却多数是由新生代离散社群作为核心组织者进行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侧重于与国内运动的联动和支援，并主动与海外不同公民团体进行对话以放大团结运动的影响力和进步性。

此外，在很多地区（如纽约、伦敦、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的团结运动中，现场抗议不仅出现了大量涵盖国内女性、性少数、劳工、新疆等多元议题的口号或示威板，在活动组织方面也强化了对多元群体/议题的尊重和关注，这尤其体现在对新疆集中营议题的特别关注。在各地爆发白纸抗议后，海外的离散中国留学生社群曾根据国内多地的抗议，整理出相对温和且可令国内运动更为聚焦的“4个诉求”──（1）允许公开悼念（2）结束清零政策（3）释放维权人士（4）保障公民权利──这些温和诉求希望给国内的抗争者争取更多的安全空间，因此并没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这也看出这波海外团结运动以国内运动为中心的取向。但随著海外中国社群更多的讨论和社群间对新疆议题的相互教育，作为运动起点、乌鲁木齐大火裡受害最重者，维吾尔人遭遇与声音也开始在集会上被重点强调，因此海外抗争者社群也出现了增加第5个诉求的倡议：“停止种族迫害”或“关闭新疆集中营”。

这一系列进步性的新生实践，或许暂时代表不了整个海外团结运动的全貌，但这种与国内议题相联结的进步性动员和倡议，显然正在重塑一种新的海外离散社群的反抗政治。

4. 封控抗议潮的局限性

回到本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回应本次封控抗议潮的局限性，又如何看待本次运动潮的迅速褪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这场抗议潮理解为三个运动的原因：即便这是一个起初有着共同诉求——反封控——的跨阶级跨地域的运动，但是自运动发生后，其后续发展和动员完全是三种不同的模式，而这恰恰是封控抗议潮的运动困境所在。

以城市广场或高校为基地的城市居民/学生运动，在后续发展中基本不再与工人社区的反抗产生联结。这并不是要否认前者在运动上政治化或激进化转向的价值，而是这种脱节凸显了当下中国整个民间运动完全缺乏跨阶层跨群体间有效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

这场封控抗议潮确实展现了中国民众新生反抗运动革命性的一面，但民间社会整体长期存在的碎片化、孤立性并没有在这场运动看到有实质解决方案。自2013年以来，公民社会和NGO团体加倍遭受重创，多数民间网络分崩瓦解，整个维稳体制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加强。即便当下社会危机正在不断累积，但是群体间的联动对话和政治动员的基础建设并不存在。在彼此独立的本土抗争中，不同社群或许仍可从彼此中吸收运动资源；但若跨群体、甚至本社群内部都缺乏对话、没有协同的联动机制──尤其是城市受教育群体与工人阶级之间若没有连动，彼此就无法互为呼应、作为可持续的组织力量介入政治对话──在面对当局动用成熟且极具针对性的维稳机器打压下，整个运动浪潮并不乐见能够持续多久。

缺乏政治基础建设和民间网路的连结，并不是只在此次抗议潮中才出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希望未来能延续这次抗议潮所打开的新政治图景，所有行动者都有必要严肃面对和反思民间社会基础建设的困境，在本土试图建立跨阶层的对话和协同网路，在海外开拓新的团结实践──否则中国永远不会缺少“抗议”，但社会却难以凝聚出足以改变时代的“运动”机会。所以，关于民间基础建设的问题——如何在本土民间社群中建立不再以NGO为主体（已被严重打压和限制）的社群网络和跨阶层的对话/协同体制，必须在未来的政治化运动中重点考量。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额外特别强调工人群体动员的重要性，并非是从道义或策略上的一厢情愿，而是从中国农民工激进的抗争历史和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体制问题看到，缺乏对民生议题的关注和对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联合，任何中国反抗运动都难以抵抗日愈加固的维稳体制和国家主义霸权意识，并形成有效的运动积累。

此外，支援和强化新生代离散社群的组织工作也将是未来海外团结运动的核心。尽管此次海外声援运动，跳出了传统民运的动员和倡议模式，开启了一些新的进步性探索，但是困境依旧存在——当下以留学生为主的新生代离散社群，缺乏在国内生活的经验和国内本土运动社群的联结，而海外的运动范式和话语框架与国内运动处境存在一定的政治张力。海外新生代离散社群如何定义自身相对于国内本土抗争的运动位置仍然是个未解难题，这是八九一代的海外民运与国内运动渐行渐远的核心原因之一。尤其是当下西方大国整体与中国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减少对他国政党的政治依赖和避免自上而下的倡议模式，同时又能对海内外的中国社群进行充分的草根赋权，这显然是摆在新生代海外离散社群面前核心的困境。

当下，我们着实很难断定一个真正有效的海外团结运动应该如何发展，但这次抗议潮至少提出了个另一个新的问题：海外离散社群未来应如何建立一个以中国新生代进步行动者为主体、以中国本土议题为倡议核心、联结国内运动且串联海外民间社会团体为侧重的团结运动？

注释

注1

个别城市推出的消费券政策，也对劳动者处境几无改善。消费券额度小、以消费为导向且需要满足一定门槛。

注2

以美团为例，据美团财报显示，2019年末，美团注册骑手总数398万，2020年底，通过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数量更是达到950万。

注3

事实上，康乐村等地的“冲卡”反封控的抗争自11月5日开始就零星不断的发生，在11月14日晚达到高潮，数百上千外来务工者冲出封控区上街抗议，冲出警戒线，集体上街抗议管控措施，并推翻警车。

注4

彭立发的完整口号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在实际抗议时，有地区是呼喊完整口号，也有基于其口号范式缩略为“不要核酸要自由”；不同城市也进行创新，如广州的口号“不要围观要加入，不要躺平要上班，不要躺平要上学”等。

注5

中国工人维权和罢工长期存在，但是由于政治审查和官方打压等缘故，也包括工人议题本身缺乏可见度的问题，这些抗议长期处于不可见的处境，尽管在数量上并不少。几乎在全国各个城市或工业区长期都有零散自发的工人抗议。

注6

广州海珠广场的白纸抗议消匿后，11月28日后，在海珠区多个城中村，如沥滘村、后滘村等城中村，均继续出现了集体性的工人反封控抗议，甚至掀翻警察，警方发射催泪弹，部分抗议工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