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视人权却支持女权？

如果你问我女权是什么，我无法用一个清晰的定义去形容，不懂也不敢多说。但这次唐山殴打女性事件所掀起的讨论中的一些现象，却让我想斗胆多说两句。

先亮明立场

为了避免误解，这很重要。

第一，我坚决反对打人的男子和给他们洗地的人。

第二，我非常认同这件事属于性别议题范畴。

第三，我反对无视女性处于弱势的现实情况，却搞各打五十大板的“平等”。

第四，我不认为只需要实现人权就好，却不需要主张女权。

立场说清楚了，进入正题。

女权是中国女性最大公约数？

在这波讨论中，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平常爱国爱党，支持政府新疆政策，反对香港抗议运动，对国内疫情中侵犯人权的行为也视而不见的人也跳出来争取女权了。他们对人权非常漠视，甚至嗤之以鼻，这次为什么会站出来力挺女权呢？当然，他们中有很大部分是女性，作为性别上的共同体为自己发声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在争取真正的女权，他们注定和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有本质的不同。

我认为这些人对女权的理解重点放在“女”而不是“权”。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女性的境遇相对于男性得到了改善，相对于男性看上去更“平等”了，甚至在婚恋市场上更有筹码了，就是实现了女权。然而，境遇的改善并不等于有了权利——境遇的改善或恶化并不是由你说了算的，而是完全依赖于一个掌控一切的政府，你没有半点还手，甚至还口的机会。伟大领袖说女性能顶半边天，女性就要争当劳模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力；说要少生孩子多种树就可以强制流产绝育，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还要出台政策变相强制生育或收税？

如果女性境遇的改善建立在一个没有争取权利的权利的环境下，那这种境遇的改善便不会定形为制度性的权利，就算表面上看起来很平等，最后也只能变成“平等的奴役”。当然，那只是极端的情况，而实际上，平等是不可能平等的，党国的逻辑是把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是手段，就有优劣，优劣标准在于它的需要，而且这个标准在同一时间是唯一的，被垄断的。这要如何实现平等呢？

我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社会观念的压迫，二是制度性的压迫。我曾经也误以为中国经过彻底的革命以及共产党对“旧社会”的改造之后，女性权利要远比日本和韩国这些女权后进国家好。然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日韩两国女性受到的只是社会性的压迫，而中国女性受到的是来自社会和制度的双重压迫，事实上中国女性的权利并没有比较高。至少，韩国的女性可以走上街头抗议不公而不用担心被“寻衅滋事”，可以公开讨论女权而不用担心被“颠覆国家政权”——至少，她们有表达的权利，有争取权利的权利。

反观中国呢？如果在连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环境里，要如何持续发起成规模的社会运动？没有持续的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呢？依靠政府主导吗？别逗了，连子宫都要管起来的家伙们，会在乎你的感受吗？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女权不是跪出来的。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不管这些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只要他们站在女性一方就好了，只要能够增大舆论声量就好，对他们进行区分实在是没有必要。对于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有一定道理，毕竟这就是斗争，斗争就要讲求策略，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是很必要的。但我还是要说，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没有人权观念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称呼他们），之所以这次能够站在支持女权主义者的一边，不仅仅是因为自身女性的身份，更多的因为他们清楚这是一个安全的话题——谁对谁错一目了然，没有争议又不直接涉及公权力。当然，在公权力无处不在的中国，公权力最终还是脱不了干系的，当有人开始追究公权力的责任的时候，开始指出制度性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一定会跟着“起哄”了，只要他们不会被打，只要他们满足了表达欲，一切又可以恢复平静了。

全民关注背后是公共讨论极度匮乏

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不关心公共议题，关注公共事件的潜在需求其实是很旺盛的，但是由于供讨论的公共事件极为有限，特别是近几年对言论的钳制越来越严，导致可供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少——供给侧极度萎缩。于是，无论是平台引流还是大众，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讨论的领域，一旦可供讨论的公共事件成为热门话题，而且官方没有进行“及时”删帖限流，就会在官方划定的红线里出现内卷式的讨论。

虽然八卦新闻作为公共讨论的替代品充斥舆论市场，然而事实证明，人们对公共事件表达看法的需求并不能够完全被娱乐八卦这类劣质替代品所取代。一旦出现了优于劣质替代品的安全话题，舆论会一窝蜂集中起来——从《四月之声》的疯转，到“唐山打人事件”的挤兑式关注，或许就是这种机制下的产物。

只是不知道今后的公共讨论的尺度会被限缩到什么地步，我们的”合法公共讨论“又会卷到什么地步。到最后我们发现，不是社会意见越来越一致了，而是可以讨论的话题越来越接近人伦底线了。